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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活在东亚大陆农耕小型社区的中国人看来，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断言是不可理解的，在中国，至今至少绝大多数人们都认为人是完全可以不参与政治的，政治就是少数喜欢政治的人的事。

周易八卦思想的实质与核心是阴阳之道。（《国语·周语》）后来，春秋时期的医和与孙子从医学和天象的范畴上也使用了阴阳概念，但这些都还主要是作为自然理性主义概念使用的。

宪政理论最好是认识到这些可能性以便作出规定，防止它们发生。真正学理层面的深入讨论，将在后面几个月若干篇的回应文章中力争以扎实的论据层层推进，一层一层剥下反宪派谬论的画皮。现代宪政主义七大特性，与古典宪政主义的特性迥然不同，与当代宪政主义或新宪政主义的特性更不同，而宪政的特性自然应当是对宪政主义的古典概念、现代概念与当代概念的不同特性的一般抽象。当限政要素遭到否定或破坏、权力不受制约的时候，就形成为暴政，必然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政权置换成本与社会代价巨大的政治革命，并使暴政集团遭到历史的清算。在宪政的硬核之外，其关键元素与基本要素的组合方式、结合程度在宪政发展的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各不相同。

（4）社会改造性：历史进步将逐步侵蚀由风俗与不同阶级构成的古宪法，移风易俗，拉平等级阶层差别，形成无差别的人民社会，这正是当西哀士写下的著名句子‘何谓第三等级？全部都是所要表达的意义，而人民期待建立统一的宪法统治体系，现代宪政政府顺势推动这迈向进步的历史潮流，现代宪政政府的规训政策与理性化政策则导向一致性之行为规范与统一制度的建立。于是限权就被逐渐解释成约束国家或政府权力，防止国家或政府权力遭到滥用，从而构成对公民的权利侵害。韩大元：《社会变革与宪法的社会适应性———评郝、童两先生关于良性违宪的争论》，载《法学》1997 年第 5 期等。

相应地，规范则永远是相对的，那种将规范简化为一个不可违背的绝对秩序的想法，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法律极权主义。[13]（3）形式宪法或者宪法规范是判断事件是否合宪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准，任何违悖宪法形式的改革，不管其动机如何，都是违宪的。其二，在认识论上，坚持以名正实。（2）作为合宪性判断之标准，只能是实然状态的宪法，而非应然状态的宪法——只有是才可以作为是的裁断依据。

[38] Max Weber，Political as a Vocation，Gerth，H. H. and C. Wright Mill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 [39] 参见前引34，诺内特、塞尔兹尼克书，第93页。[5]而形式合宪论本质上是一种以规范为本位，即以文本为基础的理论。

从经济体制到文教体制，从行政改革到司法改革，等等，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预先设计一揽子改革方针，按图索骥。回应型变迁是宪法在因应社会变革过程中对自身做出调适，以缓和形式宪法与社会变革之间的紧张关系。[26]因此，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鼓励一切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不断地试错、纠错——重要的不是去指责错误，更不是否定错误，而是要不断地试错和纠错。在逻辑上，它以规范与价值的合一性为大前提，以规范统治为中项，以规范实现即价值实现为推论。

[22]其要义有三： 其一，渐进的修补。[53]（2）基于判断依据的不同，宪法判断既可以是规范性的，也可能是价值性的。[42] Niklas Luhmann，Social System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 132. [43] 参见易继明：《知识社会中法律的回应性特征》，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4期。[11] 其二，墨翟之取实予名说。

此即形式合宪论之基本主张。其正当性依据即实质合宪论。

故此，可称之为现实的立宪主义——回应型宪法所具有的现实主义色彩并不表明其只是简单地应对现实社会，恰恰相反，它更为关注宪法旨在促成之目的和价值。由此，更广泛的社会发展也仅仅调节宪法变迁，因为宪法变迁服从其自身的发展逻辑。

（3）是否能够通过尊重个人权利而推动实质正义。[17] Jack M. Balkin and Sanford Levinson，Law and the Humanities: An Uneasy Relationship，Yale Journal of Law ＆ the Humanities，Vol. 18，No. 1，2006，pp. 155 － 187. [18] [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回应型宪法 合宪属于宪法判断的范畴，它有两重意味：（1）作为宪法解释之方法，意指在遭遇宪法时刻，就已然发生的事实所涉及的宪法问题作出解释，并以此为依据，对该事实的宪法属性作出判断——作为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宪法解释方法，合宪性解释被认为是源自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其要义在于依据宪法精神来扭转法条的通常理解，以图避免法律的违宪宣告。实质合宪论及其所衍生的现实宪政主义，以价值优位于规范为逻辑中项。[31] 参见常安：《摸着石头过河与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改革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宪法变迁》，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2期。[13] 参见[奥]Hans Kelsen：《纯粹法学》，刘燕谷译，中国文化服务社 1934 年版，第 22 页。

因此，每一条宪法规范其实都是价值凝聚的产物，所有的宪法规范都反映着制宪者的价值选择与取向：宪法之为根本法……乃是因为它体现基本价值。其三，社会被假想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除非社会就是那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否则，人类指望通过一套既定的成文的完美无缺的规则，随心所欲地塑造社会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

[25] 前引18，卡尔·波普尔书，第69页。[50] 参见陈慈阳：《论宪法核心部分理论之实证化及其难题》（上），载《中兴法学》第39期。

譬之如：（1）是否存在亘古不变的实定法规则？或者说，是否所有违背实定法规则的行为都是不正当的？（2）究竟应当用既定的实定法规则来匡正变革发展中的社会，抑或实定法规则本身应当随着社会发展而与时俱进？（3）宪法原则或者价值是否有独立于宪法形式而存在之意义？对于突破宪法形式或者规范的改革措施，可否直接适用宪法原则或价值，作出合宪性判断？ （二）形式合宪论与孔丘正名论之耦合 当今中国，面对不断突破成文宪法框架的各项改革，有人主张回缚于宪法文本，用宪法规范来评判各项改革之合法性，并呼吁各项改革当恪守宪法规范，接受宪法审查。（3）改革不冒险蛮干，而是先易后难——这种改革很自然地将困难留待明天解决，如此，改革风险也随之后移。

[66]所以，形式合宪论走向极端，就很可能成为扼杀社会活力的元凶。基于这种哲学，宪法价值或者原则成为判断既存事实之合宪性的基本准则。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并没有多少前人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边干边探索经验。[67]（2）梅里曼尝言：迄今为止的立法史表明，立法者并不能预见法官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

宪法之实则可解释为宪法之本质、原则、价值或者精神。为了实现公正，或者因为公正的缘故，规范往往为实践主体所放逐或篡改。

鉴于30年来中国宪法变迁路径是一种事后确认模式，可以认定，中国宪法变迁具有回应型宪法变迁的一般特质。[3] 在逻辑上，任何判断均须有依据，宪法判断亦如此。

它的目标是个别的，它的步骤是渐进的，它的方式是改良的。（3）价值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它不受规范之拘束——即便是制定得良好的宪法规范，也并不总是能够反映宪法价值; 最好的规范即受价值作用而不断调适自身的规范。

诚如许多中外学者所分析那样，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改革过程的稳妥性，确保改革始终在可驾驭的环境中进行。其延伸意味有三：（1）宪法形式的意义即在于真实全面地反映宪法的实质价值和客观规律。[19] 参见汪进元：《从西方宪法变迁理路看中国宪法变迁的路径选择》，载《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2）探索性改革主体的多元化，又决定了改革的点多元化，有四处开花之意味。

[49] （二）现实的立宪主义 承前文所述，实质合宪论即现实的立宪主义，是一种侧重于从价值层面解释宪法判断之依据的宪法哲学。据此，实质合宪即合乎宪法之本质、精神或宗旨之谓。

目的能够设立批判既存法律制度之基准，并据此开拓出变革之路。因此，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方针，很难说是一种全局的既定的谋划。

[70]成功的政府体制是从每个民族的独特的道德和社会制约网络中逐渐成长出来的，而不是根据规则塑造出来的。由是，不仅导致改革难度和风险后移，而且，难免钝化改革的主动性，并很可能酿坐失良机之遗憾。